李大钊纪念馆摆设的李大钊肖像照。

李大钊纪念馆摆设的樟木书箱。

编者按 回首建党百年风华，铭刻燕赵历史荣光。一代代燕赵优异子女承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再起的初心使命，赴汤蹈火、天长地久，用鲜血以致生命誊写了慷慨激昂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。

李大钊、马本斋、戎冠秀、马万水、李保国……他们年月差别、职业各异，都有着同样的身份——中国共产党党员。他们的坚定信仰、伟大人格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；他们的英雄事迹、高尚精神，永远激励我们前行。

本报今起开设《斗争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——燕赵追梦人》专栏，带您走进这些革命英雄、建设楷模、时代先锋的逐梦故事，进一步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实力。

憨厚的长方箱体默守在历史的一隅，橙黄的原木色泛着岁月打磨后的柔光。在位于唐山市乐亭县的李大钊纪念馆，有一对自广州辗转而来的樟木书箱。

“这对樟木书箱是李大钊到广州加入国民党‘一大’时买回来的，是大钊先生促成国共相助的历史见证，也是国家一级文物。”李大钊纪念馆副馆长于海英告诉记者，其时由于加入国民党“一大”时代文献资料积累日多，李大钊又有购书、藏书的喜欢，在广州也买了许多书籍，便专门购置了这个樟木书箱，把主要的文献资料、书籍都放在内里。

记者在展厅中看到，这两只樟木书箱形状和巨细基内情同，箱体木质纹理清晰，箱盖四角青铜包嵌，箱的两侧各有一只铁质提手。其中一只箱体的一角处，昔时托运单上的字迹依稀可辨。

史料纪录，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设之后，党的实力还较量薄弱。为了中国革命的早日乐成，在1922年党的“二大”上，中共中央提出了统战构想。从1922年到1924年间，李大钊代表党中央三赴上海、两下广州、五跨长江，为促成国共相助，建设革命统一战线日夜奔忙。1924年1月，国民党“一大”召开，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，也是共产党人中唯逐一个主席团成员。

“这对书箱不但是革命先驱‘务实求真理’的陪同者，也是一代伟人‘念书求真知’的见证者。”于海英说，李大钊的一生，除为革命奔波外，许多时间都伴着黄卷青灯，笃志苦读，伏案疾书。

李大钊念书详细数目已不可考，但有资料显示，其著述400余篇，百万余字，引用海内外书刊500余种。仅自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设，李大钊揭晓的论文、演讲、杂文、课本等就有140篇，平均每6天揭晓一篇。

李大钊博通文籍、深思勤学。少年时，他的私塾先生曾这样评价：“嗜念书手不释卷，博闻强记，品学兼优。”中学时的同砚这样回忆：“生性俭易，聪爽绝伦，受课之余好读康梁文字，手把一编，日无暇息。”

在李大钊纪念馆第一展厅，记者看到李大钊九岁时手抄的《重译富国策》。《重译富国策》是先容西方富国强兵的一本书，大钊读后深受影响，并抄下了其中的洋洋万言。

于海英说，受新头脑影响，李大钊少年立志，自幼便树立起了救国救民的远雄心向。正如他在《狱中自述》中所写：“钊自束发受书，即矢志起劲于民族解放之事业。”

书中自有真理在。李大钊说，“知识是指导人生到灼烁与真实境界的灯烛，愚暗是抵达灼烁与真实境界的障碍。”他以为，“人生第一要求就是灼烁与真实，只要有了灼烁与真实，什么工具，什么境界都不危险”。他表达心声：“人生最高之理想，在求达于真理”。他认定“不驰于梦想，不骛于虚声，以此态度修业，则真理可明；以此态度做事，则功业可就。”

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，他的《法俄革命之较量观》是我国最早先容和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；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，是我国第一篇系统先容马克思主义基来源理的文章。《晨钟报》、《甲寅》日刊、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谈论》、《新生涯》周刊……一份份泛黄的报刊，一篇篇激情飞扬的文章，纪录着这位革命先驱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求索与呐喊。

作为爱书之人，李大钊一生藏书很是多。英勇殉国之前，他对“死后事”举行安排时首先想到的是这些“废物”。他曾在《狱中自述》中专门说了这样一段话：“钊夙研史学，一生搜集工具书籍颇不少，如已没收，尚希生涯，以利文化。”

“李大钊牺牲后，夫人赵纫兰把这对樟木书箱带回了乐亭老家，之后一直在故宅存放，直到李大钊纪念馆开馆后进入展区供旅行。”赵纫兰的侄孙、李大钊故宅治理处副主任赵书明告诉记者。

樟木书箱不但能防蛀虫，并且浓郁的香气沁人心脾，经年不散。而李大钊，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首创人之一，从“五四”呐喊划破长空，到绞刑架上从容殉国，一袭长袍，两撇黑须，在漫漫长夜里，高擎起火炬，在旧中国最早撒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，以在中国开创和生长共产主义运动、为信仰敢于牺牲的精神，成为一切革命者的规范。